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

玥婷

　　《春天责备》书评
　　文 / 瘦猪
　　春天会责备谁？当我们慨叹春光逝去如流水。春天对一个看不见自己的少年说，“你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”。这个曾经短暂地看过美好春天的人，用笔和歌声，将春天永久地留在眼睛与墨镜之间。
　　我非常反感一家杂志登出了周云蓬摘掉墨镜的照片，他看上去很陌生，一只眼睛大，一只眼睛小，而且瞳孔呈奇怪的“1”字形。后来我发现，这家杂志的摄影把所有他们认为的中国的牛逼男人都拍成了“猫男”。我习惯戴的墨镜周云蓬，就像习惯左小祖咒的鬼哭狼嚎。我想不出这家杂志为啥要摘掉周云蓬的墨镜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看清他？还是在炫耀他们有摘掉周云蓬墨镜的面子？那去拍王家卫好了。我一直觉得周云蓬是个温良的人，倒退百年，他该和玉、君子等专有名词排在一块儿，但阴错阳差，他做了诗人、歌手，以及一个沉潜的励志型青年。在《春天责备》里，充满了身残志坚的范例，只不过周云蓬写成“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”状态，些许回忆、些许反省、些许在圆明园村在流浪的路上无聊或有趣的破事儿。好诗好歌就这么舒服地出来啦，如“牛羊下山”般地顺溜。
　　《春天责备》里有诗、有歌、有散文，有被春天责备的灵魂，也有金斯堡妈妈留在窗台上的钥匙。他喜欢契诃夫，“把欢乐写得那么辛酸，又把辛酸写得那么欢乐。”他却是把辛酸写得那么欢乐，把欢乐写得更加欢乐。他的愤怒与悲伤，是浆果里的核，被巨大的浓浆淹没，但绝不消失。有些人吃了西瓜，丢掉西瓜籽；有些人只看到一粒粒小黑籽。我喜欢看它鲜红的瓤上，嵌着饱满的瓜籽。“充满了火车、医院、酒精棉的味道的童年”。饥一顿饱一顿混在圆明园、树村和宋庄。背着吉他，浪迹天涯，有时还要逃票。“在人最多的地方，喝最便宜的啤酒”……多好啊，那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时刻。
　　因为《中国孩子》而出名的周云蓬，被贴上了“抗议歌手”、“民谣斗士”等等高尚且略微吓人的标签。和十多年前的左小祖咒一样，他们都反感这些刻意、夸张乃至出于评论者一厢情愿给其戴上的高帽。有个意大利记者如此赞扬周云蓬，“他的歌讲述着国家所漠视的灾难，他卖上百万张CD，他的抗议歌曲感动着千万人……
　　一个盲诗人音乐家在世界面前揭露北京快速上升的代价。”对此张晓舟告诫人们说，“不要穿着敌人的裤子骂敌人不穿裤子”，动辄政治化需要人们警惕，而周云蓬只是个诗人和歌手。张晓舟揶揄说，“上百万张，这个数字能吓死周杰伦。”周云蓬也曾反对过张铁志认为大陆有必要出现愤怒、抗议型的歌手的观点。他说，“我们不需要英雄，我们的根源在于缺少个人主义，这是最基本公民社会的土壤。”
　　在中国，玩民谣的人大多出生于社会底层，长于斯，感于斯，唱于斯。周云蓬唱“克拉玛依的孩子”，唱“背负所有不卫生的熟食摊的中年男人”，就像春天来了花就要开放一样自然。他也唱李白的《关山月》、海子的《九月》和自己的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。音乐可以负载道德或其他东西，但它首先得是音乐。出名后，周云蓬很警惕不要被公众惯性牵着走，不要使音乐沦为工具。这就是我们热爱的盲歌手，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
　　春天会责备谁？当我们慨叹春光逝去如流水。一个戴墨镜，披长发的盲歌手忙碌着各种演出，要写比以前还好的诗，关心着帮助盲童的公益活动“红色推土机”的进展……他就在春天身边，“坐在黑暗中，处理着现实的喧哗和想象中的壮丽。”
　　读这本书，一定要卸下外封，摸一摸内封上的那几个凸浮的小圆点，和人民币上的盲文感觉是不一样的，真的不一样。再看周云蓬写的那个“云”字，歪歪扭扭，就像被春风吹乱了他的长发。